作者：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路国权博士最近出版的《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主旨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辅导下，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区系历史，划分不同期间青铜容器各种、型、式的空间分布范围，格局与文化、国族属性。这一主旨决定本书与以往着眼于从单一区域范围内对青铜器作类型学研究不同，研究的工具不但在某一区域，而是“冲破地域藩篱”，从更宽广的地域视野稽核青铜容器的谱系。
《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路国权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
先秦期间的青铜容器因不仅有生活上的实用功能，在造型、纹饰上反响着某种族群或区域文化传统，更因与贵族政治生活、礼制活动、等级身份相联系而有分外的象征意义。因此，同一类型青铜容器的跨地域分布不仅表示青铜工艺的流传，可借以理解文化互换的状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政治地理构造的变革。这是跨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所在。
淅川下寺变形交龙纹鼎图片选自《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
此外，详细到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发展变革，如将视野止于某一区域，或许会将本来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器类认为是本区域所创，而且如果不着眼于理解某些类型青铜容器跨时空的存在状况，仅从单一区域范围来确定其存在韶光，并以此来剖断出土单位的年代，每每会涌现偏差。这也是本书跨区域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另一学术意义。
东周期间，特殊是春秋中期往后，各区域青铜器的地域特色开始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列国之间频繁的政治、军事、礼制活动往来与领土吞并，青铜器在各区域间的流动更加频繁。本书跨区域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更为凸显。
二
《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将跨区域研究的重心放在“器物本位”上，即以器物谱系为本位的研究。这是可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宽广的跨区域范围内，将分布在各区域的同一器类作统一、综合的型式分类，可以分得更为细致，同一型式在诸区域的分布状况与各型式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可以得到充分而明晰的展示。
作为专门研究青铜容器谱系关系的著作，型式分类自然是基本方法。这本书在作型式分类前，首先对方法理论与运用程序做了深入谈论。这也是它学术贡献的主要方面。型式分类的方法会因人而异，但是型、式如何确定，以器物的何种特色作为分型的标准，以同型器形的何种渐变部位作为分式的标准，还是该当尽可能地符合器物本身形制演化的客不雅观规律。作者通过反思与评判以往诸家型式分类时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精确利用类型学作了非常有裨益的谈论。特殊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强调青铜器“型”的衍化（涌现“亚型”“次亚型”等）是“横向分支分解”的产物，空间范围的拓展和不合发展“便是通过隔离分解产生的新的地域分支”，犹如生物从一个祖种开始，通过盘踞不同的空间，在隔离分解、适应不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多样物种。这是对考古类型学理论富有新意和促进意义的阐述，为全书分类研究奠定了理论根本。
以形制繁芜多样的鼎为例，作者将东周期间的青铜鼎分为九个亚类，每亚类下又分为多少型、亚型、式，举出范例器为标本，依此种分类型办法，按本书的分期制成八张鼎的谱系图，又详细制作了各种型青铜鼎空间分布统计与示意图，为磋商各种型鼎在各区域之间的分布，特殊是看清彼此有共同来源而因所处空间差异产生分解的情形供应了方便。例如：“附耳子母口鼎”中的Ba型以浅腹、近平底、平顶盖、粗大蹄足为特色，这种形制的鼎过去因出土于薛国故城的春秋晚期墓以及峄城徐楼M1（宋公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同期间宋国的亥鼎亦同型，被认为是属于鲁南及豫东南宋国区域特色的鼎。但从本书所作统计，可见其较早形制BaⅡ式在本书所划春秋早期已存在于洛阳地区，且BaⅢ式还曾出土于山西闻喜，则对此型鼎的形制渊源与分布面可做进一步思考。
此外，春秋早期往后“附耳子母口鼎”中涌现的平顶盖鼎，以往多知盛行于山东地区，如Bb型Ⅲ～Ⅵ式鼎。但从本书所作统计，平顶盖鼎在春秋期间亦曾盛行于豫西的中原区域，如Aa、Ab、Ad型鼎中的平顶盖鼎。以是平顶盖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工艺传统的渊源亦值得进一步磋商。
综上，作者按照青铜器谱系研究的新的理论认识所作详细器类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必要性与主要性。从跨区域的宏不雅观视野来研究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确实可以战胜单一区域研究中随意马虎产生的不完全的或偏狭的认识。
三
书中的分期断代方法也有独到之处，表现在：
其一，采取“青铜器编年组”，即将形制特色相似的多少铜器群合为一个编年小组，小组中含有多件不同器类的标准器（或可与之相系联的铜器）以相互参校。以往诸家在作一个大的时段分期断代时已经采取过类似方法，但作者该当是出于本书是作跨区域的综合研究，分期断代最好有同一体系的考虑，在选择编年组时多有创意，选择六个重点地理区域，每个区域自成一组，而且未用过去诸祖传统的以东周列国区域文化圈来分地域，而是径直以地域分组，这样自然比以大的区域文化圈分得更细致。个中除山西、豫西、豫中、山东集中于一块地域外，也有“豫南苏皖鄂”这样跨度较大的区块，其目的自然是打破以往传统的东周文化圈的观点束缚，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实事求是地来选择相互关系密切的有助于断代的范例器类。
其二，在上述六个“编年组”内又进一步划分多少小组（小组与本书东周青铜容器之七期相对应），稽核型式分类时所定诸型式在各个小组中的分布，探求各组在器类、型式、纹饰方面的差异，并稽核各组所共出的陶器的差异，由此明确各小组文化特色的变革与相对的韶光差别。在此根本上，又在各组内选择可自行判明年代的标准器或器群，并与其他小组中可判明年代的器群及铜器对照，由此判断各组的绝对年代。这种剖断各组年代的方法虽基本是承继以往诸家的方法，但由于找寻器组之间的差异细致，且可对照的标准器更为丰富，以是对各组年代的剖断更为风雅。同时，作者还采取了不同于以上“内证”的所谓“外证”的方法，即更与其他地域可判明年代的铜器组相参照，遂更提高了各组年代的可信度。
作者在完成上述多有新意的研究后指出，对六个地域性编年组中各范例铜器群作分期断代研究的结果表明各地区东周青铜器发展演化的节奏和变革速率基本同等，在此根本上做出东周青铜容器分期的新模式，即分为七期，在传统的“春秋早期”前面分出了“春秋初期”，将过去不好区分的“战国中晚期”分成“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又在“战国晚期”后续接“秦代、秦汉期间”，从而形成了本书新的分期断代体系。这种在研究方法更新根本上所做的分期断代体系上的改造，也是本书值得瞩目的特色。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细化，反响出本书所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具有谱系关系的青铜容器各型式彼此间联系得更为密切，相互承继与变革的征象展现得更为真切。
当然，本书体例弘大，时空拉得长，加上考古学研究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都要受到现有资料的限定，自然有须要今后连续深入思考之处。作者在“结语”中也谈到，本书只是他作青铜容器研究的上篇，未来将要推出的下篇将从其余一个视角再做一番全面系统的稽核，“重构东周各国青铜文化的特色形成过程和相互关系，进一步详细揭示西周至西汉之间中国青铜文化由相对统一，到裂变，到再次统一的过程和办法”。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8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