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要：关于驻村落帮扶事情队的既有研究多磋商外部环境如何塑造队员的驻村落实践，而没有较好地剖析事情队本身的组织特色及其影响。本文将驻村落帮扶事情队界定为稠浊科层组织，认为其是有助于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过渡的组织根本。我们认为，稠浊科层组织的特性使驻村落帮扶事情队能够更好地起到汇聚资源、采集信息和培训干部的浸染，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如事情重点偏移、组织规则软化以及人际关系紧张。我们在结论处进一步认为，驻村落帮扶事情队队员是“具身的国家”（the embodied state），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间的“互见”，使国家的在场变得更为能动。
一、引 言
向屯子派驻事情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做法，这种事情办法被认为可以及时地处理屯子急需办理的问题、有助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推动屯子经济社会的折衷、稳定的发展（刘金海，2012）。作为运动式管理的一种办法，事情队的参与在快速而有效地实现国家意志之时（李里峰，2010），还被证明具有发动农人（张鸣，2003）、重构村落庄政治精英、改变原有社会秩序格局（陈益元、黄琨，2013）的潜力。
驻村落帮扶事情队（以下根据详细情境简称为“驻村落事情队”或“扶贫事情队”）是近几年最为常见的临时派往屯子的军队。针对扶贫事情队及其驻村落事情，除了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政策宣扬和网络上的日常议论，研究者们也从宏不雅观和微不雅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谈论。宏不雅观层面的扶贫事情队研究致力于描述驻村落扶贫政策的履行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干系政策建议。例如，王晓毅（2016）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指出，驻村落事情制度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若将之前的扶贫策略比作“大水漫灌”，精准扶贫便是“滴灌”，而驻村落事情队便是实现“滴灌”的管道。因此，驻村落事情队队员能够通过提升识别精度和帮扶精度来改进扶贫质量。王亚华和舒全峰（2017）从屯子领导力供给的角度指出，驻村落干部制度的本色是为穷苦村落注入领导力，由于村落落的穷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层党组织的懦弱涣散、领导力不敷导致的，以是通过驻村落干部提升基层组织能力和基层干部的领导能力是实现治贫的关键。陶正付和李芳云（2016）则从基层党建的角度指出，基层党组织的完善与发展是脱贫攻坚的有力保障。他们通过剖析山东省第一布告制度的培植阐述了第一布告制度的构建与运作过程，并对如何办理个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干系建议。总体不雅观之，该类研究紧张剖析驻村落事情开展的宏不雅观制度背景以及当前存在的紧张问题，多在政策上演绎剖析，较少深入磋商实际问题，因而显得宽泛有余，深度不敷。
微不雅观层面的驻村落事情队研究则聚焦村落落，紧张从驻村落干部与村落两委果关系入手，剖析驻村落干部的浸染和干系驻村落制度的有效性。一种不雅观点认为，驻村落干部制度通过促进村落落组织培植领悟基层社会，从而实现扶贫的目的。谢小芹（2016）用“接点管理”来概括驻村落事情队的治贫机制，认为驻村落干部是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连接点，可以领悟国家、基层组织和社会三者的利益与诉求，连通国家与社会，进而有利于扶贫事情的开展。刘建生等（2019）利用“双轨双层”的观点解释，驻村落事情队与村落两委作为“国家管理”和“基层管理”的两股力量共同应对村落与户这两个管理工具。他们认为，在“双轨双层”模式下，驻村落干部增强了村落落在项目、资金、技能和信息上的能力，而村落干部则利用熟人社会的信息上风帮忙驻村落干部改进了村落落的管理。
另一种不雅观点则认为，驻村落干部作为精准扶贫期间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主体是失落败的。特殊是，如果没有村落干部的收受接管与支持，缺少乡土威信与地方性知识的驻村落干部每每难以深入村落落，更做不到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正连通。个中，王雨磊（2017）认为精准扶贫中的权力形式有三种即总体权力、技能权力和实践权力。个中，中心政府通过总体权力开展精准扶贫的动员，中间层级确当局利用技能权力致力于风雅化管理，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又取决于握有实践权力的屯子干部的支持。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认为驻村落干部遭遇了州里干部和村落干部之间的“共谋”以及乡土社会的排斥，并指出这可能导致驻村落帮扶制度的失落效。微不雅观层面的磋商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较为细致地描述了扶贫事情队的驻村落过程及其遭遇的困难，磋商了村落域关系和乡土社会对驻村落事情实践的影响。
总体而言，目前有关扶贫事情队及其驻村落实践的文献仍不充分，同时，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敷。首先，研究者大多关注扶贫事情队如何受到外部环境（如村落域的权力机构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较少磋商扶贫事情队作为一个分外的组织形式如何影响驻村落的绩效和队员的行为。组织性子和组织形式对驻村落事情有其影响，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其次，现有文献多剖析扶贫事情队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较少磋商在分外组织模式下的扶贫经历对事情队成员个人的改变。末了，已有的研究很少涉及组织的特性如何导致相应的组织管理问题。
本文致力于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以上三点不敷。本文将扶贫事情队界定为稠浊科层组织，认为其是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过渡的中介形式。我们认为，稠浊科层组织的特性使扶贫事情队能够更好地起到汇聚资源、采集信息和培训干部的浸染，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如事情重点偏移、组织规则软化和人际关系紧张。我们在结论处进一步认为，扶贫事情队队员是“具身的国家”（the embodied state），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间的“互见”，使国家的在场变得更为能动。
本研究所依赖的材料紧张来清闲A省B市甲县完成的野外调查。甲县是西南彝族地区的一个深度穷苦县。从2017年8月到2020年1月，我们在该县进行了三次集中的实地调查和多次短期回访。第一次野外调查历时6个月，地点在甲县丙乡，采取的是参与式不雅观察方法。这段韶光恰逢丙乡的扶贫事情刚刚起步，通过对其的持续关注，我们得以较为完全地跟踪了该乡的全体扶贫过程。第二次野外调查历时约2个月，野外地点仍为甲县丙乡。由于有前期打下的互动根本，我们在这次调研中快速入场，顺利访谈了丙乡的一些紧张领导、普通干部、村落干部、驻村落干部以及村落民，合计25人。第三次野外调查历时1个月，调查范围扩至全县。通过“滚雪球”的办法，我们在第三次调查中访谈了部分县级职能单位的领导和普通干部、一些州里的领导与普通干部以及驻村落干部，合计28人。
总而计之，三次调查共访谈了53人，且大多数被访者接管了多次访问。此外，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在微信上咨询了部分过去的受访者，以进一步澄清某些问题的详细情形。1除了访谈，我们还网络到2014-2020年有关脱贫攻坚事情的公函三百余份，以及驻村落事情队简报、驻村落日志、进出台账和帮扶手册等文本资料，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扶贫事情队的组织特性及其影响。
二、扶贫事情队作为稠浊科层组织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稠浊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稠浊组织的系统文献回顾，拜会Jolink &Niesten，2012；Haigh et al.，2015；Schmitz &Gl?nzel，2016）。既有研究涉及的稠浊组织包括各种互助社（例如Chaddad，2012）、社会企业（例如Doherty et al.，2014）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同盟（例如Ménard，2004）等，多表现为各种中介形式。不过事实上，有关作甚稠浊组织仍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不同的学者每每按照不同的维度来定义稠浊性（Masten，1996：12）。现有文献根据核心组织要素的稠浊办法，已从宏不雅观、中不雅观和微不雅观三个层面定义了稠浊组织。宏不雅观层面上的研究方向于将稠浊组织界定为结合了多种社会逻辑的组织，以制度逻辑理论视角为代表；中不雅观层面上的磋商一样平常将稠浊定义为组织形式的组合，以组织种别视角为代表；微不雅观层面上的剖析则将稠浊性视为组织或组织成员多重身份的结合，以组织身份视角为代表（胡锴，2019：39）。综不雅观已有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磋商：第一，除了以上列举的三种稠浊性，我们认为至少还有一种稠浊的可能，即组织的成员在来源上具有的稠浊特色；第二，目前有关稠浊组织的研究多谈论的是经济类的稠浊组织和社会类的稠浊组织，除了少数学者将国有企业（例如Bruton et al.，2015）或者国家建立的社会组织（例如Kleinschmit &Edwards，2017）视为与国家有关的稠浊组织外，对与政府部门干系的稠浊组织的研究则不多。
是否有必要从成员来源上去界定组织的稠浊性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这样的组织广泛地存在于国际和海内的不同领域。在强调环球互助的期间，由不同国家出员组成一个分外的组织以应对一些国际问题是常日的做法。比如，联合国坚持和平部队事实上便是这样一种稠浊型的军事组织，它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维和力量组成的跨国界的分外部队，它的稠浊性紧张表示在成员来源的稠浊上。在海内，由于长期以来有着“一方有难，八方增援”的传统，由来自不同地域和单位系统职员组成事情队以支持一地的发展的做法更是中国政府主要而有效的应对问题的工具。以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基于成员来源上的稠浊组织值得作为一个类型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成员来源超过不同部门和地区，使这类稠浊组织不能被大略地视为一样平常性的组织，由于其他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为该组织本身而招募的，因而在职员构成上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职员间的异质性也要小得多。而且，成员的稠浊性会给组织带来很多上风，但也可能导致管理问题，这也使对这类稠浊组织的研究成为必要。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与政府干系的稠浊组织?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力量在很多领域中起着主导浸染，由国家组建、所有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和由政府帮助运作的社会组织（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十分普遍。这些组织超过了场域（如国家和经济或国家与社会），须要在不同的逻辑中寻求平衡。本文所磋商的稠浊组织更是与国家或类国家（联合国）干系，由于只有存在一个超级的折衷者（coordinator），才能使调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及不同类型的职员成为可能，而这样的折衷者每每只有国家（或类国家）才能充任。事实上，能否发挥稠浊组织的上风，与超级折衷者的能力和威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折衷者的动员力很强并享有很高的威信，那么基于成员来源多样性而划分的稠浊组织就能发挥更大的组织上风，并可以有效地掌握固有的组织管理问题。而如果折衷者在实力和威信上都表现不济，这样的稠浊组织则可能如一盘散沙，不但达不到组织的目标，乃至可能起到反浸染。我们认为，本文研究的扶贫事情队因此强政府作为折衷者和管理者建立起来的、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显著多样性的稠浊组织。
首先，不难创造，一个区域内的扶贫事情队在成员来源上具有十分明显的稠浊特色。以B市为例，在其2018年的脱贫攻坚综合帮扶事情队中，来自行业系统的新增职员达3374人，分属16个单位，其余还包括从8个省内的市、县调派来的149人。可见，如果我们以市为不雅观察单位，则可以看到，B市扶贫事情队来自方方面面，包括各个层级，可谓超级科层组织。若以乡为不雅观察单位，我们也可以不雅观察到相应的组织稠浊性。以甲县丙乡的干部构造为例，其扶贫队队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由不同身份的职员构成（见表1中的“选派来源”和“身份种别”两项）。再看村落一级的情形，村落扶贫事情队的构成一样平常有三种模式：第一，完备由一个联点单位派出；第二，紧张由一个单位派出，若不足数，则由省综合帮扶口补齐；第三，由来自不同单位的职员组成，具有更为明显的稠浊特色。可以说，扶贫事情队成员来源单位的稠浊性是其与一样平常组织之间存在的最大的不同。
表1 甲县丙乡扶贫事情队的职员构成情形
其次，事情队的稠浊特色还表示在组织边界的伸缩上。扶贫事情队由从中心到州里各机关和企奇迹单位派出的扶贫干部构成，并在扶贫期间由县、乡政府统一管理，这就意味着县、乡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形对扶贫事情队进行调度。这种调度在一个县域内易于操作，即只需通过县委组织部将县、乡两级的干部调入或者划出即可。比如，为了保障2020年顺利实现脱贫，甲县丙乡将所有乡干部都分配到驻村落事情队中，个中的三名干部补充到只有两名外来扶贫干部的BL村落，而一名60岁的乡干部则被编入人手较为充足（已有7人）的GL村落。这些乡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原来不属于扶贫事情队，而是为了充足事情队才被临时弥补进来。事实上，他们还要连续承担原来的乡政府事情，而不像真正的扶贫事情队成员那样与原单位暂时脱钩。此外，事情队的可伸缩性还表现在不同层级的事情队之间。例如，2019年7月，甲县组建了综合帮扶事情队特殊攻坚组，攻坚组由从州里事情队、县扶贫事情队和县职能部门抽调而来的职员组成，卖力家当发展、教诲扶持、医疗保障、根本举动步伐、法治做事和基层党建等六个方面的攻坚任务。从以上的剖析可以看到，组织边界的伸缩性事实上也反响了职员来源上的稠浊性，只不过这一层面上的职员稠浊性是在更加基层的单位中实现的。
除了稠浊性，同时须要强调的是，当前的扶贫事情队是一个科层组织。以往有关屯子事情队的研究多将这类下派的军队看作临时性的组合，视之为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以及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李里峰，2010），或者至多将事情队称为分外的组织形式（刘金海，2012）。我们则认为，从组织形式、事情内容、考察哀求和褒奖机制看，扶贫事情队具有强烈的科层组织色彩。第一，大多数省份都建立了有关扶贫事情队的层级管理体系。例如，A省建立了由省、市（州）、县、乡（镇）、村落五个层级构成的扶贫事情军队。个中，省、市（州）、县三级扶贫军队在同级组织部下设有办公室，以分解驻村落任务、通报信息和管理队员。每级扶贫事情队由同职级的扶贫领导干部担当队长，管理本级和下一级的事情队。州里一级一样平常不设管理扶贫干部的办公室，而由挂职脱贫攻坚专职党委副布告的扶贫干部担当队长，统一管理由各穷苦村落驻村落第一布告和乡级扶贫干部组成的扶贫事情队，并通过驻村落第一布告管理驻村落队员。其余，扶贫干部和县、乡干部之间一样平常交叉任职，共同开展扶贫事情。比如在B市，县、乡层面的综合帮扶事情队的领导在县级班子、县级职能部门和州里班子挂职副职领导，帮忙该层级正职领导开展扶贫事情；但在事情队系统内部，由扶贫干部担当各级事情队队长，由县、乡干系业务部门领导任副队长。末了，党员扶贫干部的组织关系必须转到其所做事地方的党组织，接管相应层级党组织的管理。因此，在扶贫阶段，各级扶贫事情队可被视为政府科层体系的延伸，其队员在同级党委政府和上一级事情队的领导下开展扶贫事情。
第二，驻村落事情队内部存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总体性的（Zeng，2019）。在B市，派驻事情队队员时首先要看村落落是否为穷苦村落。非穷苦村落一样平常也有穷苦家庭，只不过不满20户。对该类村落落，上级常日不设驻村落事情队，而只会派驻第一布告，由其卖力所在村落落的扶贫事情。穷苦村落则必须驻有事情队，队员为3-10名，详细人数视村落落的穷苦人口而定。驻村落事情队队员之间常日存在分工，比如由一位队员承包一个村落民小组，卖力该小组的扶贫事情，而第一布告则在村落域层面上统筹安排、折衷管理。
第三，对驻村落队员的管理紧张以出勤考察为主。在B市，每名扶贫事情队干部每个月要在所驻村落落住满20天，每个县的县委组织部通过“B市抓党建匆匆落实信息化记实管理系统”来考察驻村落队员的在岗情形。该系统有“签到”和“域外”两个选项：点击“签到”时，系统会自动定位打卡队员所在的地理位置，确认人在所驻村落后进，还须要队员上传一张即时自拍照片，比对成功后才算完成了打卡；点击“域外”时，界面会涌现会议、培训、借调、出差、拜访、事假、病假、产假和休假等九种情形。个中，前五种属域外办公，系统须要队员上传关照其到村落外办事的干系文件。后四种是请假，有关管理办法规定，请假3天以内，驻村落队员须要供应由扶贫第一布告、脱贫攻坚专职党委副布告和乡党委布告具名的请假条；请假3-9天，除须要以上3人准假外，还须经县综合帮扶队队长（挂职县委副布告）具名赞许；请假9天以上，事情队队员离开所驻村落落前必须得到“B市脱贫攻坚指挥办公室”（简称“市脱办”）的批准。
第四，干系制度对驻村落事情队队员供应了勉励机制，可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负向勉励包括通报批评和干部召回等。在B市，县委组织部每月通报打卡未满20天的驻村落队员，并哀求他们出具书面解释。常日，被通报的驻村落队员将没有资格参与该年度的评优。因重大过失落而被召回的扶贫干部3年内不得评优；属于培养工具或后备干部的，其资格将被取消，且3年内不得当选拔或重用。正向勉励有补贴和晋升等形式。补贴包括事情日生活补助、艰巨边缘地区津贴、州里事情补贴、高海拔州里临时岗位补贴、援藏援彝分外补贴和差旅补贴。对那些刚参加事情和即将退休的干部而言，驻村落补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晋升角度看，一样平常认为驻村落经历有利于职业生涯。比如，甲县政府在脱贫攻坚期间每年拿出3-5个副科级岗位，以选聘精良的驻村落干部。
将扶贫事情队视为稠浊科层组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长期以来，学者将国家管理区分为常规性管理和运动式管理（例如周雪光，2012；唐皇凤，2007），而叮嘱消磨事情队是后一种管理办法的范例做法。虽然有学者指出运动式管理具有向常规性管理转变的可能（例如王辉，2018；倪星、原超，2014），但我们认为该当同时看到运动式管理是寄托于官僚体系而存在的（草苍，2018），是嵌入常规官僚制中的集中动员（曾庆捷，2020）。换言之，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动员不同，当今的运动式管理是“受管理的运动”（managed campaign）（Perry，2011），而管理的力量紧张来自官僚制所具有的非人格化规则。但是，我们也不认同裴宜理及其互助者将当前的很多运动式管理归为游击队式的政策实行（guerrilla policy style）（Heilmann &Perry，2011）。就扶贫而言，这场社会动员是伟大的、高度组织化与系统化的，事情队作为主要的组织根本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科层组织特点。正如曾庆捷以是为的，运动式管理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强调等级威信以及遵守程序规则（Zeng， 2019）。从出勤考察程序看，扶贫事情队的管理乃至比最正式的官僚科层组织更严苛。然而，我们也不主见将扶贫事情队与范例的科层组织等同起来。曾庆捷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度日动式管理中的组织与官僚科层组织的差异。他认为，政治高压使得扶贫事情组织内部的分工是总体化的，而不是因循功能分解和专业化的标准；其余，干系事务的处理大多时候不会严格适用稳定的规则（Zeng，2019）。与曾庆捷的不雅观点类似，我们首先赞许扶贫事情队具有强烈的科层组织色彩，但同时认为它因在组织构成上具有稠浊性而与经典的科层组织有所差异，可以被视为稠浊组织的一种形式。以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认为扶贫事情队是稠浊科层组织。如果我们把运动式管理和常规性管理视为一个连续谱的两极，那么稠浊科层组织是处在更靠近常规性管理一真个组织形式，可以成为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过渡的中介。
三、组织稠浊性与资源汇聚能力
组织构成会影响资源汇聚能力。因此，扶贫事情队在组织成员构成（紧张表现在成员来源单位）上的稠浊情形也就决定着每支军队能够汇聚的资源的规模和种类。从规模上看，一个组织的行政层级越高、规模越大、帮扶任务越重，其派出的扶贫干部汇聚资源的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从种类上看，不同类型的扶贫单位都能以适宜本单位的办法向村落落供应扶贫资源。总而言之，不同的单位紧张分别从投入资金、引进项目和搭建平台三个路子助力村落落脱贫。因此，由不同类型的单位成员组成的事情队，其所能汇聚的资源也具有多样性。
扶贫事情队体系紧张由三种类型的单位派出的干部组成。以甲县为例，联系该县的扶贫单位紧张有三类。第一类是联系到县的扶贫单位，包括东部省份F市、C银行总行和A省G市。这三个单位紧张与县委、县政府对接，不详细联点穷苦村落。因此，他们派出的扶贫干部并不驻村落，而多在县级班子和县级核心部门任职（如扶贫移民局和交通局等）。这类干部的紧张职责是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实际需求以及自己的调研判断向派出单位争取扶贫资源，并管理好本单位已经落实到县级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第二类是联系到村落的扶贫单位，包括12家省直帮扶单位、11家市内县外帮扶单位和69家县内帮扶单位。这类单位与村落落建立了明确的帮扶关系，并向穷苦村落派出由第一布告和驻村落队员构成的事情队。按照干系的制度规定，该类村落落不仅须要派出扶贫干部，还须要每年开展一定的帮扶事情。但是，扶贫单位的能力存在客不雅观上的差异，因此，详细若何开展扶贫事情、投入多少资金，具有较大的弹性。第三类是仅派员的扶贫单位。这些单位只要根据省委组织部的哀求足数派出分解到本单位的扶贫干部，就算完成了紧张的扶贫任务，而并不被哀求向其派出干部所联系的村落落投入一定资源。根据干系情形，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帮扶单位分为三类即“大单位”“小单位”和“弱单位”。“大单位”规模大、层级高、任务重，紧张包括以上剖析中提到的第一类单位和第二类中的12家省直单位。“小单位”层级低、规模小但任务重，紧张包括第二类中的80家市内单位。“弱单位”在层级和规模上不定，但其帮扶任务小，紧张包括省委组织部通过综合帮扶口径哀求派出扶贫干部的干系单位。
事情队在派员单位上的稠浊性决定了其所能汇聚的资源也具有多样性。组织构造的稠浊使不同类型的单位以不同的办法向村落落输入资源。首先，“大单位”紧张以投入资金的办法开展扶贫事情。很显然，该类单位的规模和层级都比较大，因此他们能够拿出相称数量的额外资金用于扶贫。同时，干系政策对他们的帮扶哀求也较为明确和详细。例如，A省哀求对口帮扶甲县的同省G市至少要将本市上一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0.3%投入到甲县的扶贫事情之中。因此，按照当地干部的说法，“大单位”在扶贫中是“真金白银”地投入。在2017年，东部F市、G行总行和A省G市就分别向甲县投入了扶贫资金1050万元、850万元和500万元，而12家省直联点单位每年的扶贫资金投入也在100万元旁边。其次，“小单位”紧张以引进项目的办法供应增援。“小单位”以市、县两级的帮扶单位为主，除了规模和层级较小外，B市的单位整体上比较穷苦，因而难以拿出足够的资金。但是，干系政策又明确哀求它们必须开展扶贫事情。因此，该类单位紧张通过向村落落引进其所节制的专业项目来助力村落落脱贫。例如，甲县蚕桑办是一个只有8人的小单位，该单位乃至难以通过职工每年的人头经费开展“慰问式扶贫”，但其驻村落干部将单位节制的蚕桑项目引入联点穷苦村落，有效地促进了村落落集体家当的发展。除此之外，县交通局、水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职能部门都能为村落落引进特定的项目。我们所说的“弱单位”，其虽然可能拥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层级，但由于帮扶任务有限（这些单位联点的村落落多在别的地区），没有动力向仅需派员的村落落投入资金和引进项目。即便如此，他们也乐意为村落落搭建平台以实现穷苦村落资源与外界的双向流利，如通过“以购代捐”的办法帮助穷苦村落发卖农副产品，通过“牵线搭桥”的办法引进社会捐助，先容自己主管的企业进入村落落献爱心，等等。总之，事情队成员来源单位上的稠浊使汇聚起来的扶贫资源具有多样性成为可能。不管是人力、财力、物力还是信息，对脱贫攻坚事情而言都是可资利用的。
因此，即便险些所有的扶贫事情队在组织构造上都是稠浊的，其资源动员能力也仍存在较大差距。以是，上级一样平常也不会将引入多少资源作为考察驻村落扶贫事情队的指标，而每每将资源引进上的努力作为自选动作。在全国协力扶贫的格局下，我们在甲县看到的情形也不是没有资金发展集体经济项目，而是缺少好的创业点子以及得当的主抓职员。只管根本举动步伐培植上的资金紧张由县域统筹，基本不须要扶贫事情队队员去募款，但扶贫事情队能够汇聚的资源因利用灵巧、办法多样而有其优点，因而也是很好的赞助支持。其余，扶贫事情队如果能为他们所驻村落落引进各种资源，也可以增加自身在村落里的话语权，以便更加全面地提高驻村落的绩效。
四、组织稠浊性与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是当代国家管理的主要根本，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条件。在精准扶贫开展前，有关穷苦村落的信息十分缺少，村落庄干部以完成任务为导向，不留心或不能很好地建立笔墨与数据档案。有关村落落的根本数据常常不是缺点便是空缺。正如扶贫干部抱怨的那样，县、乡和村落三级供应给他们的穷苦村落的人口数据每每存在较大的出入。因此，扶贫干部完成脱贫任务的紧张目标是摸清贫困村落的基本数据，以确保有关穷苦户的信息在识别、帮扶和退出三个过程中准确无误。有学者用“数字下乡”来概括精准扶贫的信息化过程，认为这是国家试图通过“数字在地化、系统化和逻辑化，提高其信息能力，优化其管理绩效”（王雨磊，2016）的努力。
村落级扶贫事情队在民族构造上的稠浊有利于村落落信息的采集。要获取村落落信息，扶贫干部必须能与穷苦户进行有效的互换，而大多数扶贫队队员与民族地区的穷苦户之间存在措辞沟通障碍。汉族驻村落队员HCS谈道：“我是本地人，我的措辞也不通，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说的呢，他们老一辈的也听不懂，只熟年轻点的，表面去晃过的那些听得懂。措辞方面的困难还是很明显的”（甲县审计局奇迹干部、基乡ZG村落驻村落队员HCS，访谈编号LY20191229HCS）。因此，为了打破措辞沟通障碍，扶贫事情队必须安排彝族干部。从扶贫干部的数据统计中我们创造，截至2020年7月1日，甲县986名扶贫事情队队员2中有彝族干部279人。这些彝族干部中有8人挂职乡党委副布告，剩余的271人分散在全县150个穷苦村落中担当第一布告或驻村落队员。向每村落扶贫事情队至少派驻一名彝族扶贫干部，是为了保障驻村落干部与村落民之间能够实现基本的沟通。3
然而，即便为每个事情队配备了至少一名彝族扶贫干部，村落级扶贫事情队仍必须通过村落组干部的参与，才能完成根本信息的采集事情。首先，就甲县而言，均匀每个穷苦村落的穷苦户为108户，穷苦人口为586人。穷苦村落的村落民小组每每散居于各个山头，且穷苦户白天又多在山间劳作，精准扶贫所需的大量信息采集事情很难仅依赖一两个彝族扶贫干部就能完成。其次，即便是彝族扶贫干部，他们对村落民而言依然是外人，无法在短韶光内与穷苦户建立认识的关系进而讯问情形。在这一背景下，村落级扶贫事情队时常须要将村落组干部临时纳入事情队中，以保障其能打仗到村落里的穷苦户并得到干系信息。正如甲县天镇党政办主任FJY所言：“驻村落事情的第一个环节，你就必须把这个村落组干部认识到……驻村落事情队很多东西必须要依赖村落组干部，你去的时候不认识这些建卡户啊，也不认识这个村落的基本情形”（FJY，访谈编号RJ20200104FJY）。也便是说，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只有将村落组干部临时变为事情队的一员，充当事情队与村落落的中介，才能更好地得到村落落的信息。就如曾兼任本乡扶贫专干和ST村落村落布告的甲县水乡党委副布告YS所言：“（措辞上）的困难不是说他们帮扶队有，有时候我去问，（穷苦户）不懂汉语也没得办法。这块事情不是有村落组干部嘛，请村落组干部翻译”（YS，访谈编号LY20200105YS）。因此，能否将村落组干部有效地纳入事情队，使其充当驻村落干部和民众之间可靠的沟通桥梁，是决定着信息采集事情能否完成的关键一环。
虽然以汉族干部为主的扶贫事情队常日只有借助彝族村落组干部的支持才能顺利采集到村落落信息，但是扶贫事情队的功能还在于将原始的扶贫信息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扶贫数据。由于将原始信息转化为可以通报的数据须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利用电子产品（如电脑及干系软件）的能力，而驻村落事情队队员多数拥有大专以上的受教诲程度，能闇练利用办公软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原单位的本职事情便是撰写材料、填报表格，因此在驻村落扶贫期间处理起信息来也算得心应手。YS肯定了驻村落事情队队员在整理信息上所发挥的主导浸染：“做表册这些，如果是没得这帮省综合帮扶队，像ST村落，我们那儿一个大村落，将近3000人旁边，靠那三个村落干部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完成）无论如何白天晚上加班地干，他都干不好这个事情。为啥子?他们文化水平太低，思路构造有差异，咋个都达不到哀求，以是这个省综合帮扶队起了非常主要的浸染”（YS，访谈编号LY20200105YS）。也便是说，虽然彝族村落组干部节制了村落落的基本信息，但是他们仍旧须要依赖善于处理文档和数据材料的驻村落事情队队员，才能将原始数据转化为符合行政系统哀求的数字体系。
末了，驻村落事情队与村落组干部协作搜集整理的数据还要经由县、乡两级扶贫干部的核查，以确保准确和完全。州里的扶贫专干作为州里扶贫事情队队长的助手，专门卖力帮忙队长审核各村落扶贫干部上报的数据。扶贫专干对全乡各村落的基本信息比较熟习，他们凭借自身的履历来判断上报的信息是否与村落落的真实情形存在较大的出入。此外，县级扶贫干部从基本面和专业面再次审核由乡扶贫专干考验过的干系数据。在基本面上，由县级扶贫事情队的扶贫干部利用公安局和医院的数据库，对各穷苦村落的基本数据（紧张是人口数）进行比对。在专业面上，则由各个职能部门参照自身数据库检讨扶贫干部上报的信息。以上两方面的核查若涌现不匹配的情形，县级部门就会哀求扶贫干部入村落核实，并根据实际情形将各种数据库调至统一状态。也便是说，村落落的基本信息在来自不同部门和层级的事情队队员的配合尽力、反复比对下逐渐走向精准。
五、组织稠浊性与干部发展机遇
既有研究显示，多样性在个体的全体生命进程中都能发挥浸染，有利于提升人的积极发展（Lerner，2004）。特殊是在一个具有认知多样性的团队里，有效能感的个体在好的领导下能够开释其创造性（Shin et al.， 2012）。对扶贫事情队队员而言，他们从一个环境（常日是城市）换到另一个环境，从相对同质的事情单位转到由四面八方的职员组成的事情队中，虽然条件可能比之前艰巨很多，但新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也供应了学习机会。正如有关20世纪60、7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的既有研究所指出的，不少知青虽然在插队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痛楚，但异质的、艰巨的环境使他们变得更能适应环境，也使他们中有些人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Chen &Cheng，1999）。我们从扶贫事情队的驻村落实践中也看到了环境的多样性和团队的稠浊性带来的好处，例如稠浊性有利于干部间的相互学习，扩大了事情队队员的交往范围，促进了社会成本的积累。
扶贫事情队的集体驻村落实践可以提升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的事情能力，优化事情方法和流程。一方面，外地扶贫干部推动了本地干部的思维办法和事情办法的转变。丙乡乡长LM谈道：“以前基层干部干事情是知其然，不知其以是然，上面安排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过多地思考过为什么、要怎么干。事情队队员来了往后，由于对基层事情不熟习，以是很多时候都要问为什么，这种思维的碰撞很随意马虎冲破基层干部按部就班的事情步骤，匆匆使基层干部去思考，思考得多了，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改变了”（LM，访谈编号WX20190228LM）。丙乡扶贫专干HLY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碰撞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安排一个事情很大略，但YB布告（乡事情队队长）就会想很多，怎么去安排，有什么困难，该当取得什么效果。我们便是一个大略的关照，他则是一个详细的流程”（HLY，访谈编号WX20190221HLY）。干部之间的交叉任职以及实际事情的须要促进了彼此间的互换和学习。在帮忙外地干部熟习事情的过程中，本地干部通过比拟得以反思习以为常的事情习气，在对本职事情加深认识的同时更新了自身的事情方法与思维模式。更为主要的是，外地扶贫干部教会了本地干部如何规范事情流程以及如何形成一整套可查询、可追溯的文档资料。LM先容说：“比如开会要打会标，要有照片，要有会议纪要记录，要有简报，乃至要有公众年夜众号宣扬，等等，这在事情队来之前基本是不可想象的”（LM，访谈编号WX20190228LM）。甲县洛乡党委副布告YW同样提到：“人家表面的这些人呢，有档案归档的这个规矩，他们来了往后很多东西都会‘留痕’。还有便是‘三重一大’的事情要去开会，要有会议记录。这点来说（本地干部）是提高了不少的”（YW，访谈编号WX20190921YW）。
另一方面，本地干部帮忙外地干部提升了综合管理的能力。在与基层干部共事、参与村落庄管理的过程中，外地扶贫干部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磨炼的机会。由银行系统派出的驻村落干部QM谈道：“这次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和系统编制外（银行系统编制）的同事一起共事，确实收成不少…（我）从地方党政部门干部身上学到的还是很多，学到了他们的管理模式，系统编制运作模式……这段经历让我提高了调研、做好群众事情、处理突发事宜的能力”（B市M县农行职工、甲县丙乡BM村落驻村落队员QM，访谈编号WX20200919QM）。屯子基层事情总体上较为综合，具有突发性和不规律的特色。而大多数扶贫干部来自较高层级的单位和部门，其组织的科层化水平较高，处理的多为标准化的行政事务。因此，这些干部每每缺少基层履历，未与屯子群众打过交道，难以处理突发性事宜，而这正是本地干部比较善于的。在与本地干部协作的过程中，外地干部逐渐学习到应对方法，提升了综合管理能力。
此外，来自不同地区干部间的稠浊有利于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宽，可以促进个体社会成本的积累。驻村落队员WY认为：“（我）以前的圈子有点窄……（现在）认识到了很多人，交到了不少朋友，见识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往后我们还会联系）革命友情还是很稳定的”（G市某州里奇迹干部、甲县丙乡BM村落驻村落队员WY，访谈编号SS20180606WY）。由于脱贫攻坚的艰巨以及共同奋斗的经历的分外性，这些社会关系对扶贫干部来说更为主要，因此很多干部在访谈中用“革命友情”来形容与其他干部的关系。扶贫干部XTG感叹道：“扶贫不随意马虎啊，都是背井离乡，舍小家顾大家……我们有身份认同啊，都是扶贫战友，（有着）革命友情”（D市发改局公务员、县发改局挂职干部XTG，访谈编号WX20200918XTG）。与干部们原有的社会关系比较，扶贫军队的稠浊性使这些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异质性强的关系网络更能为扶贫干部今后的事情供应新的资源与信息。比如有扶贫干部认为，往后自己“跨地区工为难刁难接能找到熟人，对接便利；来自不同行业领域，对陌生的业务可以咨询求教”（XTG，访谈编号WX20200918XTG）。总之，不同地区干部在扶贫场域的稠浊打通了各地干部之间原来闭塞的互换通道。
末了，驻村落经历使扶贫干部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基层，有利于更新他们的事情态度和事情方法。当笔者问驻村落干部LBW驻村落是否是为了积累晋升成本时，他谈道：“不得不说，我的初衷，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但是，自己过来往后，对我更大的帮助，实在并不是往后的政治成本，而是自己的各个方面的发展”（N市某区政府公务员、甲县基乡LY村落驻村落队员LBW，访谈编号LY20191231LBW）。正如驻村落干部WH曾吐露的那样，驻村落经历使其“开眼界和长见识，见到中国的真实的基层是什么样子的”，因此这个过程是“个人的发展”（A市经信局公务员、M市WS村落第一布告WH，访谈编号LY20200827WH）。总之，扶贫经历让干部们“瞥见”了中国，理解了基层，提升了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将来的事情办法以及对民众的态度。因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驻村落事情制度最直接的功能是“帮助村落干部落实各项扶贫政策，但背后隐含的深意是磨炼干部，加强干部对村落庄的理解”。4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结果如何，叮嘱消磨扶贫事情队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扶贫本身。
六、组织稠浊性与干系管理问题
组织稠浊性有其上风，亦有可能导致一些管理问题。详细到扶贫事情队这一稠浊性科层组织，它在具有传输资源、采集信息和培训干部的上风之时，也会因稠浊性而导致一些问题，紧张包括事情重点偏移、组织规则软化和人际关系冲突三方面。
（一）事情重点偏移
事情重点偏移问题是组织与管理研究十分关注的义务偏移议题（有关文献的系统回顾，拜会Grimes et al.，2019）。这一征象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组织变迁的过程，即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偏离了它的紧张义务或目标（Cornforth，2014）。事情重点偏移征象最随意马虎发生在稠浊组织里，例如以扶贫为目标的小额贷款机构（例如Casselman &Sama， 2013； Epstein &Yuthas， 2010； Copestake，2007）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企业（例如Ometto et al.，2019）。
扶贫事情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重点偏移紧张表现在，一些队员大部分韶光在做笔墨和数据的处理事情，而非参与详细的扶贫事宜。众所周知，考察扶贫事情成果的办法存在多个维度，即验收“硬件材料”（根本举动步伐和集体家当）、“软件资料”（档案和台账）以及通过访谈穷苦户印证材料的真实性。个中，硬件是根本，后两者是为了担保硬件目标的达成而设置的约束性条件。在甲县，也有不少事情队成员因措辞问题而难以参与到详细的扶贫事情中，转而紧张成为软件资料的生产者。涌现这样的事情重点偏移紧张是两个“选择”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一些扶贫干部由于措辞障碍而不愿意深入群众，转而将自我定位为软件资料事情者，而把一些须要与民众打交道的事变留给团队里可以深入村落落的队员（如彝族队员或临时被拉入事情队的州里及村落落干部）；另一方面，扶贫事情队队员转向做软件资料，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基于事情队队员与本地干部的能力与上风而选择的结果。基层政府一样平常认为，做软件材料是每个驻村落队员力所能及的，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干部文化水平总体不太高，一样平常无法很好地制作软件资料，这就在客不雅观上须要外来的驻村落干部成为这项事情的主力。以是，组织的稠浊性使扶贫队员进行“自我选择”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客不雅观情形进行选择和匹配成为可能，也从而产生了我们所说的事情重点偏移的问题。
（二）组织规则软化
扶贫事情队作为稠浊科层组织，可能涌现组织规则实行不均的征象。首先，不同的扶贫干部对同一规则拥有不同的议价能力。例如，2020年7月，甲县扶贫信息系统涌现了明显的缺点，即外出务工数据栏里有少量未成年人名列个中。县委布告决定就此事问责干系干部。因丙乡报错9个数据，缺点数量居全县之首，这令卖力数据采集、整理事情的YB（A市某局科技方案处方案与科研科长、甲县丙乡脱贫攻坚专职党委副布告及乡扶贫事情队队长）十分担忧，但丙乡乡长LM却安慰其道：“你们单位对甲县和丙乡帮扶力度那么大，县上是不会处理你的，多数是处理分管外出务工的副乡长H或者乡上的扶贫专干”（LM，访谈编号RJ20200708LM）。结果真如丙乡乡长所言，卖力扶贫的乡长和专干均受到了记过处罚，而YB却安然无事。此外，有些事情队队员常以单位的分外性为借口打破硬规则的约束。例如，驻村落干部每月在岗20天本是考察的“硬指标”，县委组织部通过将卫星定位与面部识别相结合的技能系统监督扶贫干部每天的在岗情形。这条硬规则常日得到最为严格的实行，即便强势单位的扶贫干部也很难打破这条规则，但一位具有分外背景的扶贫干部却险些不到所驻村落落打卡，而地方政府也因其单位的分外性对之束手无策。
扶贫事情队的稠浊性软化了评优规则。扶贫干部进入扶贫地往后在业务上与原单位暂时脱钩，个人绩效表现由所驻村落落所在的州里政府评价后上报县委组织部核准。在县乡政府看来，扶贫干部虽然在脱贫期间纳入地方考察，但他们毕竟是“外人”。考虑到派员单位是来增援本地的事情的，基层政府每每须要给不同的单位一定的面子，而这导致了评优规则的软化和评优名额的膨胀。例如，甲县2018年对901位扶贫干部的表现进行了评估，561名干部被评为精良，340名干部被评为称职，无不合格者。按照干系规定，扶贫事情队干部年度评估精良率不能超过20%，而甲县当年却超过了60%。当然，组织规则在实行时的软化有时也是客不雅观之需。由于生活条件所限，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女性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县委组织部实际上许可女性干部在乡政府居住和办公，而男性干部则必须严格驻村落。不过，为了保障考勤系统的严明性，女性扶贫干部还是须要每天到村落里打卡。如果乡政府和村落落之间相距较远，地方政府还会适当地给予女干部更多域外考勤的次数。
（三）人际关系冲突
上文提到扶贫事情队作为稠浊组织可以促进干部之间的互换与学习，但密切的打仗也有可能增加摩擦乃至冲突。正如扶贫事情队队长YB所言：“来了那么多人，肯定有处得来的，还有处不来的，这很正常”（YB，访谈编号RJ20200705YB）。摩擦与冲突源于事情与生活背景的不同，存在于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大单位”的干部与“小单位”的干部以及年轻干部与中老年干部之间。个中，因事情理念上的不同而导致确当地干部和外地干部间的摩擦最为突出。
事情理念的不同紧张表示在对事情韶光和事情节奏的认识上。由于穷苦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之村落庄事情的综合性，村落庄干部每每不会严格实行坐班制度和事情流程。各县职能部门调集乡干部开会或村落里有突发事宜，都会终止干部的正常坐班。另一方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多数基层事情都须要村落庄干部去落实。为了减少事情量，村落庄干部多采纳能拖则拖的办法，一些县级职能部门分派的任务也常可以拖成“不明晰之”。以是，在接到上级事情指令的时候，村落庄干部并没有明确的韶光意识。外来的扶贫干部一样平常来自正式的科层组织，事情纪律相对严明，事情节奏也更明快，因而不少人对本地干部拖沓的事情作风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他们“自由散漫”，只知道“打牌、饮酒、睡瞌睡儿”，而自己却常常须要“晚上加班，加到晚上两三点钟，早上六七点钟还要起来”（G市某州里畜牧站站长、甲县丙乡GL村落驻村落队员YXH，访谈编号SS20190215YXH）。而有确当地干部则认为外来扶贫干部自以为是，不太友好。例如，原丙乡办公室主任HXD曾谈道：“我觉得帮扶队的下来，给人一种他们是从省上派下来，给人一种很高的觉得，不愿意跟底下的人互换”（HXD，访谈编号SS20190202HXD）。这种反面表示在生活上便是甲县县委布告常常批评的“干部们分灶用饭”的征象。
七、结 语
本文研究扶贫事情队的组织形式及厥后果。我们认为，为精准扶贫而下派的事情队，因其强大的组织根本、一定的内部分工、严明的考察办法以及可预期的勉励机制而具有强烈的科层组织色彩。但同时，扶贫事情队又具有明显的稠浊性特色，由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单位成员构成。其余，扶贫事情队的组织边界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会因任务繁重而将其他职员临时纳入个中，以充足组织力量。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主见将扶贫事情队视为稠浊科层组织，并认为这类组织是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过渡的中介形式。
我们剖析了事情队的稠浊性何以在扶贫过程中具有上风，也磋商了这一组织特性可能导致的管理问题。首先，组织的稠浊性有利于为所驻村落落召募到多样的资源。来自大单位的队员可以带来规模较大的资金投入，一些小单位派出的成员则可能联系到特色项目。不能带来资金和项目的驻村落队员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的节点，也能够为村落落的发展作出贡献，例如联系到“以购代捐”的产品买家，或作为一个有空想、有能力的个体为集体奇迹出谋划策、竭尽全力。换言之，组织的稠浊性使得资源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不管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是村落落脱贫事情的宝贵资源。其次，组织的稠浊性有利于提高信息搜集能力。精准扶贫依赖的是精准的信息，然而要准确地采集到有关彝族穷苦村落落的根本信息并非易事。上级在调派职员时已充分考虑到稠浊不同民族干部的必要，使每个扶贫事情队都有一名彝族扶贫干部充任沟通桥梁。但即便如此，在搜集信息时，扶贫事情队也须要扩大组织边界，临时将彝族村落组干部纳入个中，以补充信息搜集事情上的人力之需。可以说，有关穷苦村落的根本信息之以是能够建立并得到动态调度，得益于扶贫事情队在职员构成上的稠浊性。末了，组织的稠浊性给外来扶贫干部和本地干部供应了发展的机会。不同类型的干部在一起事情，有利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个人拓宽交往范围，扩大社会成本积累的半径，特殊有利于外来干部“瞥见”中国基层社会，提升对国家的总体认识。但是，组织的稠浊性也导致了一些管理问题，例如组织事情重点偏移、组织规则软化以及人际关系冲突等。
末了，我们认为，扶贫事情队下沉穷苦村落延伸了国家的可及之处（the reach of the state）（Shue，1988），使国家的在场变得更为能动。在驻村落事情的日常中，扶贫事情队队员作为“具身的国家”（the embodied state）（拜会Garmany，2009），为达致多重管理目标，走家串户，理解村落情。每一次这样的联系均可被视为国家与民众间的一次“际会”（encounter）（拜会Corbridge et al.，2005）。互动虽小，韶光也很短暂，国家的形象却随着类似“际会”的增多而在彝族村落民心中日渐清晰。换言之，通过扶贫事情队这一国家在场的形式，社会十分随意马虎地“见到”了国家，而国家也更好地“瞥见”了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互见”。不过，我们也认为，国家在追求社会的可读性（legibility）上应恰到好处，避免过度。正如此科特所言，如果前当代国家在很多方面是眼盲的，那么当代国家每每“阅读”过度（Scott，1998）。一位庄家曾因不厌扶贫干部时时登门拜访之烦，而在门口留下“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5的信息，我们似可从中得到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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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我们对每一份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访谈编号依次由资料来源、访谈韶光和访谈工具三部分构成。以“SS20180610LG”“LY20191229HCS”“RJ20200104FJY”和“WX20190921YW”这几个编号为例，“SS”表示该段材料来自第一次野外调查时一对一的访谈，“LY”表示引用的材料来自第二次和第三次野外调查时一对一的访谈，“RJ”表示材料来自笔者调查期间的野外日记（记录的是通过参与式不雅观察得到的情形），“WX”解释材料来自笔者平时与扶贫干部的微信谈天记录。访谈编码的第二部分指示的是取得材料的详细日期（如“20180610”表示访谈是在2018年6月10日那天开展的），第三部分为访谈工具姓名代码（如“HCS”）。
2.从民族构成来看，包括汉族691人，彝族279人，其他民族16人。
3.在此，我们假定所有彝族干部都能说彝语。实际上有部分彝族干部是不会说彝语的。
4.来自我们与一位扶贫问题研究者的私下互换，2020年8月28日。
5.拜会《“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一张火爆网络的照片背后的真问题》，公民日报社，2018年9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1414234009786175&wfr=spider&for=pc）。
（基金：第四批国家“万人操持”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卖力人邓燕华）帮助）
来源： 《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